幾天前，查理·普洛瑟去世了，這是這一年對這個行業不友好的又一個悲傷損失。 查理是他這一代偉大的宏觀經濟學家之一，很難單獨指出他的某一項貢獻。 他與約翰·朗在1983年發表的論文《真實商業周期》 不僅普及了RBC這一術語，還為經濟發展了一個網絡結構，隨著我們試圖將分散的微觀數據整合到商業周期模型中，這一結構獲得了新的相關性。 他與查爾斯·尼爾森在1982年發表的JME論文《宏觀經濟時間序列中的趨勢與隨機遊走：一些證據和啟示》 顯示許多宏觀經濟系列在衝擊後並不會回歸線性趨勢。將經濟視為圍繞固定線性趨勢波動的想法可能會極具誤導性，這一見解塑造了我自己的許多研究以及我對美國和西班牙經濟歷史的解讀。 但也許對我影響最大的是他與羅伯特·金和塞爾吉奧·雷貝洛在1988年發表的JME論文《生產、增長與商業周期I：基本的新古典模型》，尤其是其技術附錄： 這篇論文綜合並擴展了通過隨機新古典增長模型理解商業周期的程序。即使是今天的異質代理人新凱恩斯（HANK）模型，作為最先進的代表，也是這一框架的變體，豐富了代理異質性和名義（有時是實際）剛性。 技術附錄培養了一代學生，包括我自己，教會他們如何對動態均衡模型進行對數線性化並推導其定量表示。我仍然記得，作為1996年的本科生，我閱讀了1988年的論文，並寫信給塞爾吉奧·雷貝洛（當時在羅切斯特）請求一份附錄的副本。 幾週後，我收到了個厚厚的黃色文件夾。我記得打開它並逐步解決數學問題的興奮。我現在在我的第二年研究生課程中教授許多這些材料，重新框定為一個擾動問題，並更新了符號： 查理後來以費城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兼首席執行官的身份結束了他的職業生涯。作為那裡的訪問學者，我經常與他交談。他對貨幣政策的看法——系統性規則的重要性，以及關注價格穩定而不是追求不同目標——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相關。 查理作為研究者、長期的JME編輯和敬業的公共服務者的榜樣留下了持久的遺產。